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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土地上,「爱国」是膝反射式的

2020-06-27

在中国土地上,「爱国」是膝反射式的

民族主义在当前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具象,最明显的该是爱国主义。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表象,包括一切以流行语「高大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为目标的发展主义与消费行为,以及晚近出现形形色色致力于贡献付出的志愿者现象。

「爱国」究竟是个什幺概念?在台湾,对很多人来说,「爱国」似乎是个髒字,不敢、不愿、也不屑爱国。因为我们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国一直争论不休。但「爱台湾」则是人人拥抱的善言,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彼此心中的「台湾」定义,也不见得是同一回事。我们就是如此的相守、相争或相骂。但对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包括中国,爱国可能不是那幺烫手的议题。

电影《宋氏王朝》一开始就定义了毛蒋政权相争与中国的爱国定义,以一刀切的标籤定位影响当代中国甚鉅的宋家三姊妹,宋霭龄、宋美龄与宋庆龄:「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爱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致是个正面字眼。

政治学或社会心理学指出,爱国主义是人群认同与动员的根本,但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与后果。从自身认同及国家出发的民族主义普世寻常,类似的概念之所以在有为的知识圈经常成为一个髒字,在欧美哲学思想有长远的历史,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官方民族主义」密切相关。这种源于国家,且以服膺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所引发的问题,大至帝国主义挟其现代性之姿席捲世界所造成的不公,小至各种排他形式的大恶与小恶,如二十世纪末期发生在波士尼亚与蒲隆地的「种族清洗」。

超级爱国主义可能成为严重排斥异族的动机与论述根源,甚至引发战争。于是,爱国主义这个基本的现代人群政治概念与感受,在自由主义与普世主义者的眼中,大抵是个髒字。某回我和一位着名的德裔历史学者聊天,他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然后眨眨眼笑笑说,他觉得这没有什幺不对。一个没有什幺不对的概念却要笑笑解释,大抵是因为政治不正确。

但是,归根究柢,基于生物性种族差异的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发展,与前现代中国的文化沙文主义并不相同。对前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大致不涉及生物性的种族概念,而是文化中心的同化主义。当代中国着名的已故人类学者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涟漪来形容传统中国乡村的人际关係,如同向平静无波的池塘扔进一枚石子,以自己为中心,泛起一圈圈同心圆,人际关係与群体认同就如此一层一层向外推。外散的同时,认同的力道与利益圈可能逐渐弱化,但仍藉由抽象的礼义教化与集体和天朝连结。乡土中国的同心圆人群认同模式,在西方民族主义现代性引入后,成为有志之士推动集体转型的标的。

自清末以降,组成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各种革命势力,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力量,欲促成乡土中国转化成一个巨大的现代想像共同体,成就一个现代性的民族与政体秩序。换言之,如果我们考量中国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包含中国自古以来的华夏中心主义、地域社群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温和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超级民族主义等等,我们也许可以区别不同的概念与实作光谱。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文化民族主义或常民地域主义不曾退却,而官方民族主义更接手一脉相传的政权治理根柢,成为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的关键动力。这个现代性无疑是外来的移植品。我在孙中山的翠亨村故居博物馆里,看到《建国方略》的英文标题(其实应该是其中一册《实业计画》的标题)是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恕我原本无知,乍见这英文名称令我讶异,但随即能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确实是一种庞大的国际发展实验计画。原本让中国得以模糊一统的传统特性,加上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让异己区辨、人群分类、国家想像与认同等,出现更为翦不断理还乱的複杂秩序。民族主义就此生根,官方的、地域性的、甚至种族性的民族主义混杂,比邻而居,却关係紧张,但又有个共同的国家认同。参与社会主义建国大业的费孝通,因而提出「多元一体」的观念。在一个充满历史记忆、多元民族的土地上,这个企图要使民族国家的人群相安的模式,勉为其难也无可奈何。中国接受外来概念的转型过程,百年未竟。

在这样混沌但庞大的模糊秩序中,生活在大块土地上不同区位的人们,大多必须得削尖了脑袋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被看见,不然只得老实甚至卑微地过日子。存在感这件事,是与土地生养、社会关係黏在一起的,不见得理所当然地我思故我在。

在国家意识的大旗下,民族主义或爱国情结也不必然高亢激昂,却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就像沈从文,一九四八年被郭沫若大力批判后宣布封笔,后半辈子被共产党压抑得只能钻进苗族服饰的研究。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忆及表叔沈从文,一九五○年代第一颗苏联卫星上天,当时举国向苏联学习的中国也是欢欣鼓舞,连沈从文都欢喜得脱口而出:「啊唉!真了不起啊!那幺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如此吃尽党国苦头的文人,也不免在某些时刻扬起民族主义的内心激情。这大概是无数近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情感纠结。活在那丰富绵延悠久的土地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蹂躏,以至于毛泽东建国时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句高昂的口号,可以让众人欢欣鼓动得鸡皮疙瘩也站起来了。中国确实从匍匐倒地站起来了,但广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站了起来。他们依然是历代庞大中国政权下面孔模糊的老百姓,无数人仍旧屈膝卑躬地讨生活,但多数人依然爱国爱乡爱土地。个体在面对社会不公时,爱国可能是个人未来出路的梦想所繫,也可能是心中痼疾。就像老舍《茶馆》里的经典喟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中国到底有多大?我以为数字与人口无法充分说明。我们先来假想切割中国的土地,不论是费孝通或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中国版块论中,都显示出「北方草原」、「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中原地区」等,在生态、族群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由中国境内区域的多样性观之,检视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现象、经商贸易、政权治理,都很难迴避区域与族群差异。这幺大的国家如何统整?

某回朋友拿了一张中国藏区老人的照片给我看,他们想用那张照片当作台湾某出版品的封面照。但发现该名老藏人身穿毛装,犹豫使用该张照片是否会引发争议?我的回应是,在藏区,穿毛装、把毛泽东相片与班禅喇嘛或达赖喇嘛照片并列祭拜的现象稀鬆平常。天高皇帝远,常民膜拜的是同样高远崇敬的抽象领袖。而在同样的区域,也有境外媒体关注的藏人自焚,而自焚的直接动机,常是将自己的忠心与生命奉献给达赖喇嘛,而外界的分析则着重此动机的间接政治意涵。对于行为的解释有各种可能推论,但我想强调的是:一个庞大的政体,如果不是神权或圣权,如何一统人心?

我向来相信,世上最强大的力量,是象徵的力量,而民族主义与宗教是为其一。

多年前,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者躺在纽约河岸大教堂外的长椅上仰看天际。朋友突然说出:「教堂是地景上最大的伤疤。」我了解他的意思,他是哀叹宗教带给人类的分裂与冲突。偶尔,走在中国的校园里,会看到某类海报,要观者小心邪教。某回我对一位中国人类学者说:「民族主义才是最大的邪教。」他没理会我,不知是礼貌性地不同意我,还是心里同意但不愿公开讨论。

中国历代政权都有各种手段让民族主义或爱国精神得以由天朝外射。皇恩浩蕩,上追炎黄,下封地方宗祠与神祇,秩序井然。现代民族国家手法雷同。先来人群分类,再依据现代政治架构重划行政区域与层级。由村落、乡镇、县市,一级一级往上爬,再到首都,及于中央政府。人民的视野,无论新旧,便是循着这一具象化的时空面向逐渐拓展。同时,中央或民族集体认同也循着这样的时空面向双向流转,高远抽象的民族主义或爱国意识,也就有了活路得以深入个体人心。

即便这是一条诸多新兴民族国家,包括台湾都走过的路,但我们该记得,中国的庞大与久远的历史,定当让它走得很不一样。始终让那里的统治者或众人念兹在兹的,不仅仅只是个体的苟延生存而已。尊严,能衬得起土地规模与绵延历史的尊严,是集体众望,甚至是集体牺牲有理的众望。人观于中国,始终与集体密切相连,个人的权利义务想像,即使脱离了家庭社群,也难脱离国家的庞然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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