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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甲午与1894年甲午的思考

2020-08-09

2014年甲午与1894年甲午的思考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

今年春节,有一种不同往年的平静。一方面是没有特别值得媒体渲染的事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和新的领导班子非常之低调。这种平静后面有什幺特殊原因吗?我想恐怕是因为今年是甲午,而这个甲午有可能像1894那个甲午一样,成为大战之年,或者,是一个可能发生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错误"之年。我认为,正是这种甲午可能出大事的心理,给这个春节带来了不寻常的平静。

这种想法不禁让我到网上查找一下,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春节,中国的精英们是不是也有类似于今天的感觉呢?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正是在那年春节,孙中山回乡写下八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

今天读孙中山的"上书"还是颇有趣味的。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次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样的见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李鸿章并没有像《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所描述的那样私下召见孙中山,而是没有理睬他。直到十六年后"拳匪"之乱,知道大清难保的李鸿章才有过与孙中山合作的想法。但那时,孙中山却犹豫了,并最终打消了与李鸿章联手的念头。

120年之后,读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最大感慨,不是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中国改不了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百余年间,中国有过两场大革命,当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如今则被尊为国父或英雄,但我们都知道,如今当局其实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都把孙中山这样的人视为危险的谋反者。又逢甲午,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的这种宿命般的轮回。

研究清末历史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其实并不怎幺有效,真正搞垮大清的,是清末当权者自己。最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就是甲午之战中国遭到灾难性失败。这种观点初听让人感觉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甲午战败,究竟错在哪里?是一开始就不该贸然去打,因为完全没有胜算,还是说中国并非没有打赢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到了这个层面,中国的史家们就莫衷一是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甲午之败,中国内部的腐败和不团结是根本性的原因。因此,即便是当年主和派胜出,或主动开展且一时占据上风,大清最终都逃不掉丧权辱国的结果。《环球时报》1月2号的社评不挑战这个基本逻辑,但认为现在中国国运发生了变化,中日实力彼消吾长,所以此甲午非彼甲午,中国将以非传统的方式,"战胜日本"。

真的是这样吗?日本现在确实没有能力也不敢再想征服中国,但中国的腐败和不团结问题还在,也不会因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就消失,所谓"战胜日本",不知从何说起。

以国土之广,人口之众,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难题从来不来自外部,而来自内部,来自中国人不能善待中国人。中国的政治因此而难以开放,中国人的政治互信也难以建立。这个问题若不能突破,中国的所谓"国运"维持不了多久。

问题的主要方面当然首先在当权的一方,虽然这并不等于在野一方就没有问题。甲午年的到来,是对中国精英的一个提示,历史将对中国人进行新一轮的考验,看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汲取历史的教训。这场考验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就是香港。在这个甲午年,香港将决定2017的普选方案。

从目前的状况看,没有任何令人乐观的迹象。当权一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把反对派打成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天然的爱国者。这样一种策略,从一开始就封闭了通往理性与包容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治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两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一就是逼反对派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就像当年孙中山那样。按照今天当局的标准,孙中山完全够得上卖国贼,但当局却并不认为这有什幺不对。另外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当权者迟早要犯所谓"颠覆性"错误。因为"颠覆性错误",不是决策者考虑不周的结果,而是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格局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不出错的决策者,但缺少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不仅令决策者更容易出错,而且迫使决策者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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