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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经济变数之五:其他变数

2020-08-09

2014年中国经济变数之五:其他变数
2014年中国经济的其他未知变数(看中国配图)

2014年,中国经济变数仍在,但已与去年有所不同。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甚至可以说是过快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猫鼠博弈进一步升级。金融创新让监管者对金融市场运行的行政掌控力下降,反过来又促使监管者出台更加严厉的措施来控制金融活动,从而令金融市场乱象纷呈。这一局面在2014年仍将延续,将会给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前几次,我们着重分析了2014年中国经济存在的四大变数:金融系统的信用问题,市场的资金价格,地方政府债务和美国QE退出。以上列出了。当然,今年的不确定性还不仅局限于此。其他一些变数可能的不确定性没有前述四个那幺高,又或者影响没有那幺大,但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其一,政府的稳定增长政策。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国内稳增长政策的收放是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去年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小幅回升就是建立在稳增长政策的又一次发力之上。过去半年,政府已经多次重申了稳增长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也提出了“下限论”,并公开提出7.2%的GDP增速是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这让各方相信,政府心中是有增长底线的,而这个底线就是7.5%的GDP增速。当增速下滑到这个底线附近时,稳增长政策就会加码来托底经济增长。不过,政府会视经济增长的状况,相机决定稳增长政策的收放。这意味着相关政策推出和回撤的时点都存在不确定性。

其二,房地产调控。新一届领导似乎有意识地降低了地产调控的声调。在中央层面的会议和文件中,地产调控的笔墨明显少于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产调控和房价上涨之间的拉锯战已经结束。房价一旦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地产调控必然会再次收紧。从2013年下半年至今,全国房价的月环比涨幅已经逐步收窄(尽管涨幅仍然是正的)。因此,未来几个月地产调控加码的可能性不大,甚至还存在调控政策小幅弱化的可能。不过,一旦房价上涨再次出现明显加速的迹象,地产调控的压力又会重新加大。

其三,财政政策。在2013年“积极财政”的基调之下,财政政策的实际运行结果却是一点也不积极。2013年全年财政收入增速已下滑到10%附近,创下了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值。但同时财政存款却有超过20%的增长,为过去两年多来的最高(在上次财政存款录得如此高增速时,财政收入增长还处在40%的高位)。这反过来说明了2013年财政支出的紧缩。这不仅与“逆周期行事”的现代财政政策理念相差甚远,甚至连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所要求的“盘活存量”也算不上(因为财政存量正在快速增加)。在2014年,财政政策是继续维持这种紧缩的态势,还是走向事实上的“积极”,是一个不小的变数。

其四,新兴市场。曾经是全球投资者追捧对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褪去光环。中国经济减速降低了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让资源输出型的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难以为继。此外,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大额外部和财政赤字,让其在全球经济的波动中显得愈加脆弱──去年QE退出预期所引发的资本流出就曾让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遭受重创。今年,美联储QE3正在逐步退出,再加上一些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还面临大选,有政治方面的变数,这都让新兴市场成为了今年全球经济中又一个重要变数。

次贷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危机令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大受打击,也迫使全球各国政府出台大规模政策来稳定局面,从而越来越深地介入了经济活动之中。这样,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之间形成了耦合──经济增长决定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危机之前建立在经济内生动力之上的大趋势,为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相机决策所带来的高频小波动所取代。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相比危机之前明显下降。

在这样的格局中,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建立在宏观政策之上的经济局面会反过来改变宏观政策本身(比如,稳增长政策在推动经济向好的同时,也会降低稳增长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经济趋势会内生出改变趋势的力量。因此,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没有大趋势,只有小波动。而且波动的频率还有逐步加快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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